2025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牺牲的86周年纪念日。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点20分,一颗忘我投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革命事业的伟大的心脏,在河北唐县黄石口一个山村的农家院里停止了跳动。

“亲爱的聂司令员: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巴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第10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写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做贡献。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况。这些信,可用中文写,寄到那边去翻译。”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闭塞,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线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的病人和贫血病人用。绝对不能再到保定平津一代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格比沪港贵两倍……让我把千百倍的热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给我的帮助。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请转告聂司令员,建议他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火线,收容伤员。……战斗结束后,继续完成四分区的巡视工作……”

1893年,白求恩(马背上)与父亲马尔科姆尼克尔森白求恩、母亲伊丽莎白安古德温和姐姐珍妮特路易斯白求恩、弟弟马尔科姆在一起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人,出身于牧师家庭。青年时代,他当过轮船侍者、伐木工、小学教员、记者。


白求恩曾在欧美一些国家观摩、实习,在英国和加拿大担任过上尉军医、外科主任。

1933年,他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1936年9月,得到德、意法西斯势力支持的西班牙叛军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人民政权,世界上54个国家的人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这里面之一。他同年10月从加拿大出发,于11月3日抵达法西斯军队包围的马德里。一个月后,他建立了“流动输血队”。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38年3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派遣,率领加美医疗队来到延安。8月,他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

白求恩去世后,晋察冀军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亲笔写下悼念文章,“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了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精神。每一个中国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诺尔曼·白求恩,中国人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他,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永远不应该忘记他。

1965年8月,曾为做保健工作的庐山疗养院护士钟学坤刚刚完成大学学业,希望能得到的亲笔鼓励之词。为此,题写了“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这是白求恩同志牺牲26年后,再次提到向他学习,最终要落实到为人民服务上。

白求恩精神表现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在中国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白求恩精神一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特别是医疗卫生战线年,习主席访问刚果(布)期间,对中国医疗队“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精神的概括,闪烁着白求恩精神的光芒,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胸怀。

陈毅元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原会长陈昊苏《纪念白求恩牺牲86周年》:“人民友谊是联系两个国家的坚强钮带,白求恩为中国抗战付出牺牲作出证明,他的名字己化作跨越重洋的中加血脉,两国青年永远铭记着伟大的至爱深情。”

元帅之子刘蒙将军为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敬题:“白求恩精神不朽,共同体大同共襄”。

白求恩与中国相交于抗击法西斯的烽火中,他的精神已经深深融入进了中国革命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而不忘初心的中国,始终在弘扬白求恩精神。
7月30日,白求恩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之友招待会,见到在美国为呼吁世界支持中国抗战演讲的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白求恩明确说,“如果中国需要医疗队,我愿意到中国去。”
8月12日,白求恩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蒙湾向加拿大援助西班牙委员会建议组织医疗队去中国,并表示愿意赴中国支援抗日战争。随后,他将这一想法报告给加共蒂姆·巴克。

1938年1月8日,加美医疗队自温哥华启程,白求恩乘坐“亚洲皇后”号邮轮奔赴中国。同行的有美国医生帕森斯和加拿大护士琼·尤恩。
1月底,宋庆龄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联络员李云陪同下,会见加美医疗队成员。

参加会见的王炳南谈到对白求恩的印象:“白求恩同志是继马海德大夫之后第二个到我解放区参加战地医疗工作的外国医生,对这种不为艰险、不怕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们解放区上下都怀有由衷的敬意。我当时特别感到白求恩有一股渴望献身中国民族救亡运动的战斗精神,热爱自己的工作,在他的心目中,手术刀就是他杀敌制胜的武器,上前线工作是他唯一的要求。”“每当我回忆起1938年武汉那次历史性的一夕长谈,我都有古人所谓‘如饮春醪,不觉自醉’的感觉。白求恩那种高尚、热情、豪迈、求实的革命气度和作风,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1933年6月26日,(右一)与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主席团合影
1938年4月2日深夜,刚刚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的白求恩,受到了主席的情切接见,他们进行了彻夜长谈。

“这个人笑着走近我们,用相当高亢的声音说:‘欢迎,欢迎!’他向白求恩大夫伸出了手,白求恩大夫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了对方的致意。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手又长又细,像女人的手一样柔软。两个男人什么话也没说,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就像兄弟一样拥抱在一起。的额头很高,有一头浓密的头发。当他在之前和秘书一起工作的桌子边坐下时,他感性的嘴角弯弯地扬了起来。……”
“白求恩大夫拿出了他的加拿大的证书,他的名字印制在一条白色方巾上,上面有加共蒂姆·巴克的签名。恭敬地接过证书说道:‘我们该将你转入中国,这样你和这一个国家就密不可分了。……’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但是非常睿智。”

“过了一会儿,问我:‘你不觉得白求恩大夫很像列宁吗?’他站起来看着白求恩大夫的侧面。”
“‘是啊,只是白求恩大夫后脑勺的形状要比列宁好看。’我愉悦地说。秘书将我们谈话的要点告诉了白求恩大夫。白求恩温和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他很高兴,说我们过奖了。”

那天晚上,向白求恩大夫询问最多的事情是怎么样才可以有效地救治前线伤员。早已深思熟虑的白求恩肯定地说,“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向在西班牙一样单纯组织流动输血队的方式在中国是不适宜的。”

白求恩非常渴望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和红军的历史。谈到,1921年有57名党员,而今天我们已拥有30多万名党员。长征结束后,红军只剩下不到1万人,现在又发展成为具有五六万人的规模。现在我们与国民军联合抗日,接受改变,是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你在路上已经看到,慢慢的变多的青年人和爱国者都在奔赴延安,说明团结抗战是人心所向。日本可能获得一些暂时的军事胜利,但中国人民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想到和朱德在伟大的行军中是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因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势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能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司令员身着整齐的军装,精神焕发,站在队伍最前面。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也显得很兴奋。
白求恩远远地跳下了马,跑步上前,行了西班牙礼,大声说道:“司令员同志,加美医疗队诺尔曼·白求恩向你报到。”

的驻地是一个有围墙的宽敞院落,房子的主人是位富裕人家。把客人引到房间坐下,白求恩马上迫不及待地问:“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岗位在哪里?”

见白求恩这样着急,就没再坚持。他请白求恩先谈谈自己的想法。白求恩表示,“我希望在晋察冀组建一支流动医疗队,并到离火线最近的地方抢救伤员。此外,医疗队还应当担负培训医务人员和运送物质的任务。”

对白求恩的到来十分重视,将他安排在了距离自己卧室最近的房间,然后交代工作人员说:“白先生是加拿大著名的外科医生,他放弃了本来富裕的生活,不远万里来到我们中国,来到抗日前线和我们共同战斗,我们肯定要在生活和饮食方面好好照顾他。”

解释道:“白求恩同志,你是不远万里来我们中国的,这是对我们抗战的最大支持。我们只可以用这些来表达对你的感谢,还请你能理解我们的心情。”
白求恩说:“你也要理解我的心情,既然你们都把我当成同志,那我就要和你们吃一样的东西,享受一样的权利,不能有一丁点的特殊。”由衷敬佩白求恩崇高的思想境界。

白求恩在了解了晋察冀军区的真实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个宏伟的想法,就是建立一所正规的模范医院,为伤病员提供最专业的治疗,并提出要培养医疗技术人才。当即表示支持,并安排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供给部长查国桢全力配合白求恩,务必要将模范医院按照白求恩的要求建立起来。两个月后,在五台山耿镇松岩口的一座寺庙里,模范医院建成了,这里设有手术室、医务室、消毒室、洗涤室和八间病房,白求恩自己还动手制作了医疗器械。

医院成立后不久,日军就调集5万余兵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1938年9月下旬,日军发动五台山大扫荡,这座医院被日军炮火摧毁了。白求恩坐在医院的废墟上放声痛哭。
白求恩伤心到连饭都不肯吃,同志们几次把饭菜端到他面前,他都不肯动筷。知道这件事后,缓缓蹲在白求恩面前安慰道:“医院没有了还可以建,但人没了就真的没了。饭还是要吃的,只有吃饱饭,有了力气,才能建设下一个医院!”

1938年9月25日,白求恩与接受广州《救亡日报》记者叶文津(右)采访
1939年新年的时候,宴请白求恩,白求恩在对模范医院被毁感到痛心的同时,也向坦言,在现在的情况下,建立敌后医院的想法有些不切实际。他提出搞流动医疗队的想法,以便随时随地为伤员提供救治。对白求恩的想法表示十分赞同,并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白求恩在听闻八路军正在冀东、冀中与日军血战,主动向提出希望率医疗队前往救治伤员。当即同意了白求恩的请求,并将缴获的一匹日军战马和日军冬装飞行夹克送给了白求恩,一再叮嘱他天冷路滑,务必多多保重。

1939年2月,白求恩率18人的“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持续工作69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有一次,当某伤员急需输血时,他主动献血300毫升。他还倡议成立并参加了志愿输血队。有些伤员分散在游击区居民家里,他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4个月里,行程1500余里,做手术315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伤员1000多名。
为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他组成流动医院,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可装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7月初,白求恩回到冀西山地参加军区卫生机关的组织领导工作,提议建立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题。

白求恩提议创办的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他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地救护须知》《战场治疗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多种战地医疗教材;还将自己的爱克斯光机、显微镜、一套手术器械和一批药品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

白求恩曾说,“战士们替我们打仗,我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倒的敌人,就是死亡。”

在前线个月后,白求恩回到后方,并出席了晋察冀军区纪念七一的党员大会,将他请到主席台前排就坐。白求恩心情十分激动,没想到自己一个加拿大员能够坐在了中国党员大会的主席台上,这是对他的极大的尊重和肯定。

1939年10月20日,白求恩预定启程回国。这时,日军开始再次向晋察冀军区发动大规模“冬季”扫荡,担任北线总指挥的是被日军称为山地作战专家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介绍说,“这是日军发动的顶级规模的一次进攻,不但出动了大批陆军和空军,而且携带了毒瓦斯,我分区决定在摩天岭一代迎击敌人。”

白求恩理解到此次反“扫荡”战斗的重大意义,参战的愿望更加迫切:“如果晋察冀边去受挫,日军阴谋得逞,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了。我决心参加战斗,等目前的战斗结束,再启程回国。”

1939年10月,我军在晋察冀边区涞源县孙家庄附近进行战斗,白求恩的医疗站临时设在离火线很近的小庙里。炮声隆隆,气氛紧张,穿着草鞋的白求恩沉着手术
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敌人已经到了村边的山上。得知还有10个重伤员在等待手术,白求恩坚持做完最后一个才离开。就是在这次抢救伤员的手术中,白求恩左手中指被割破,后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

甘河净是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医院的一个医疗站,集中了很多伤员,白求恩在这里对伤员做进一步治疗时,他的伤口再度感染。随行人员带着他往在唐县的后方医院赶,可是在石家庄子这里,他听说又一场战斗打响,便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当即折返往北赶往前线,到了旺家台这一个地区。此时他发着烧,身体极度虚弱,但是他仍然要求凡是胸部和头部负伤的战士都必须送给他检查。最后司令员下了命令,他才不得不同意后撤。
当时尽管日军正在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还是决定为白求恩举行殡殓典礼,表达对他的最后的敬意和缅怀。11月16日,白求恩的遗体被马不停蹄地转移到了于家寨中央戏楼前的大官房。

第二天,便赶到了这里向白求恩的遗体告别。当看到被白被单覆盖着的白求恩遗体,摘下军帽,满脸悲痛的肃立默哀,随后三鞠躬并绕遗体一周进行告别。随后白求恩的遗体被装入最好柏木打造的棺材中,由亲自入殓。
为防止正在扫荡的日军发现后破坏,白求恩是秘密埋葬的,并不留坟头,不留任何标志。只有和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墓地在哪里。

1939年12月1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聚来中央大礼堂,沉痛悼念白求恩同志的逝世。

郑律成(1914-1976),原名郑富恩,出生于朝鲜全罗南道光州,党员,中国近现代优秀作曲家,《中国人民军歌》曲作者。图为1939年郑律成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唱歌曲
词作者朱子奇写出了《白求恩纪念歌》的歌词。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工作热忧早有耳闻的著名音乐人郑律成和白求恩都是国际主义战士,虽然他自己的祖国朝鲜已经沦陷,但他同样坚信,祖国会有光复的明天。他读着动人的歌词,一曲激昂的旋律油然而生。

中国中央委员会,向美国和加拿大及白求恩的亲属发出了唁电——“加拿大: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华参战,在晋察冀边区为八路军服务两年,其牺牲精神,其工作热忱,其责任心,均称模范。”“白求恩同志的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值得中国全体党员学习,值得中华民国全国人民的尊敬。”
吴玉章代表中央致哀悼词,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王稼祥和陈云也讲了话。他们指出,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要培养出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几百万个白求恩来。”

延安的报纸,用头号大字,登载了白求恩逝世的沉痛消息。《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朱德的悼念文章。
“白求恩同志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是一个加拿大人,是被加拿大派遣来华参加抗战的第一人。他甘心抛弃自己过去远较舒适的生活,到华北敌后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来。他把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最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个事业。”

1939年12月21日,发表了《学习白求恩》文章,对白求恩做了高度评价: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后来,在审阅他的选集时,又对这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并改名为《纪念白求恩》。

1940年1月5日,白求恩的灵柩被重新起出,抬往唐县军城举行万人追悼大会,重新安葬。在追悼大会上,哽咽着宣读了祭文,号召晋察冀边区的所有医务工作者都要向白求恩学习。

看着白求恩昔日的照片,感慨万千。他想起了与白求恩一起工作、生活、战斗的点点滴滴,想起了白求恩对中国人民的无私奉献,想起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目光久久的注视着不愿离去。

追悼大会上,司令员郑重宣布,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学校;将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并对白求恩墓和纪念碑奠基。

人们都表示,晋察冀全体军民、全国人民的泪水,也表达不了他们对白求恩永远的怀念!


6月21日,刚回到晋察冀边区的,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唐县军城,参加白求恩陵园落成典礼。与白求恩从相识的那一刻起,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后来的这一切,都寄托着对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无限哀思。

1952年5月,与白求恩相知甚深并和他共同经历西班牙战争的泰德·阿兰同另一个朋友塞德余·戈登合著的《手术刀就是武器》一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发行。

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继续担任该会主席。图为宋庆龄(二排右三)与基金会工作人员在上海办公处

《手术刀就是武器》的作者泰德·阿兰认为:“白求恩如果今日还在,一定会经常提醒中国朋友,千万别忘记了他们为之苦斗、为之舍身赴义的新世界……他将活在世人的永怀之中,不仅因为他是为大众服务而献身的伟大英雄,而且还因为他是无所畏惧探索真理的勇士。”

曾担任白求恩在西班牙前线联络官的享利·索伦森写道:“纵观白求恩的一生,似乎是为了他最后的一举而进行着长期的准备工作——为了中国的解放。在他的心目中有种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人类都是兄弟,剥削制度和自私暴力必须唾弃,他愿意为其奉献生命。”

最早向加拿大民众讲述白求恩在中国故事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华裔教授林达光认为:“白求恩精神是科学真谛与革命真谛相结合的精神。白求恩被延安时代的中国推为伟大,不仅因为他的革命精神,还在于他的科学威力,他留给中国的不仅有博大的心灵,还有精严的双手。假如没有一种服务他人的理想,科学和技术往往流为鄙俗,及至沦为社会的公害。”

中国的“十大国际友人”之一、新西兰教育家、作家路易·艾黎写道:“白求恩这位加拿大伟人磊落忠诚的精神,恰似一盏明灯临照世界。在他离开我们4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再一次向这位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与之融为一体的人物表达敬意与爱忱,这让我们正真看到,中国的青年后继者正在以白求恩为榜样,为人类的美好前景而奋斗。”

1936年来到延安保安参加中国革命、后任新中国卫生部顾问的马海德在纪念文章中写道:

“我的确感到很疲倦,但我觉得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内心十分满足。因为我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有厨师、勤务员、住房,还有一匹日本战马……我在这里受到国王般的待遇,已无任何奢求了。对我而言,我的同事就是我最大的财富。他们把视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质朴而深刻的理想。就像膝弹反映一般成为本能,像肺部呼吸一样悄无声息,像心脏悸动一般自觉发生。”

白求恩是个严谨细致、极端负责的一生,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天起,他就用这种精神引导中国医护人员。在他看来,医护工作中的混乱是不可原谅的,马虎大意是不能接受的,工作中的相互推诿是不能容忍的,对带伤员的任何怠慢和不负责任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1938年9月15日,白求恩倡导建设的“模范医院”在松岩口村隆重举行了落成仪式。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边区行政委员宋劭文主任,一、二、三、四军分区和冀中军分区的卫生部长,群众团体代表,部队医务人员、机关代表,以及驻地群众两千多人参加了典礼。


“同志们:感谢你们送给我这么多美丽的旗帜,以及对我说了那么多友好的话。今天是我们大家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现在,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他们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决战的中国人民。这所医院的物资是外国朋友支援的,我不过是他们派来的代表,我为此感到光荣。”
“你们不要惊讶,为什么远隔万里在地球另外一边的人们要来帮助你们。因为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一点种族肤色、语言、国界能把我们分开。日本和战争贩子们在威胁着世界和平,但他们终将失败,因为他们阻碍了伟大的历史进程。正因为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工人以及同情你们的自由主义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愿意帮助中国人民来保卫自己美丽可爱的国家。……”

“我要对伤病员的勇敢精神和从无怨言表示钦佩,我们只可以用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去报答他们。他们流血牺牲不仅是为了抢救今日的中国,也还是为了实现明天那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也许咱们不可以活着看到新中国,但是我们都在用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

“让我们提高声音,让那些躺在病房不能行动的人也能听到我们的讲话。同志们,在那些牺牲战士的墓前,让我们说,我们肯定牢记你们的牺牲,并为我们的目标勇往直前。那样,我们就可以确信,即使咱们不可以活到胜利的那一天,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聚集在这里,像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模范医院的诞生,而是来庆祝新中国的成立!”

白求恩是在加拿大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但他成为真正者的光辉之路却起始于延安。从延安出发,他将自己所有的技术、才华、健康以至生命,全都献给了那些在晋察冀和冀中抗战中受伤的将士们,从一位信仰选择者成为真正的信仰践行者进而达至同志所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境界,从一位秉持医者仁心的人道主义者,走向了伟大的者。他人生的最后历程,是对“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最好诠释。

1938年7月,白求恩和美国摄影师霍尔多·汉森、理查德·布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五台山的一家简陋的医院前合影
白求恩曾在遗嘱里写道:“生命很美好,的确可以让我们为她走一回,但也的确可以让我们为了某一个目标为她死一回!”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于人类几千年文明历史中的任何一场战争。它是不分种族、肤色、地域、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并超越狭隘的党派、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整个人类正义与邪恶之间的生死较量。

习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热情参加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一起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2015年9月3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白求恩医疗方队接受检阅
世界各国迄今为止,二战的纪念活动过于分散和碎片化,各国二战史观各异,认识不一,各国人民,尤其是东、西方战场的各国人民,从来就没真正地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走到一起来。这是历史留给中华文明造福世界持久和平的重大发展机遇。

白求恩和那一代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英雄们为世界正平正义战斗牺牲的崇高精神,将会把世界各国爱国和平的人民不断地凝聚起来。他们的团结力量,将会成为震慑和战胜一切威胁、遗祸人类文明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和各种变异法西斯等反人类邪恶势力的强大联盟力量。

白求恩的精神,犹如万丈光芒的不灭灯塔,将会世世代代照亮人类奔向世界大同的艰难航程,激励各国人民开拓奋进,笃定前行!

笔者:胡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首任青年部部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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